住宅的經驗人人都有，還會建立專屬自己的喜好與記憶，作為一位建築師，我現在關注的空間事物其實都與過去的生活經驗有關。
良好的公共空間品質可有效扭轉台灣大眾對社會住宅的苛板印象，減少鄰避狀況發生，初期創造指標性的範例，透過綠化空間跟開放的公共空間，能讓人願意親進來促進公眾討論。但不是所有的社會住宅都要套用一樣的模式，但密度越高的集合住宅，公共空間必須更妥善的規劃，提高生活品質。因此我們關心藏在戶數下，是共居文化的重塑，這是需要跟著基地環境來綜合考量。
訪談時間：2021年8月5日
受訪者：戴嘉惠／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內文簡稱戴）
採訪暨撰文：王進坤／traa台灣住宅建築獎秘書長（內文簡稱王）
逐字稿整理：吳采緹／台灣建築雜誌實習編輯
註：本文另有濃縮版1500字報導，也歡迎點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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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住居經驗及觀察
王：我一直認為「住宅建築」與「公共建築」有很多不同之處，因此審查的方式也應有不同，故本屆在審查前與每位評審進行訪談，讓評審從自己的居住經驗談起，試圖拓展另一個觀察的面向，展開住宅建築的議題並進行討論。
戴：確實是，且住宅的經驗不但人人都有，還會建立專屬自己的喜好，作為一位建築師，我現在關注的空間事物其實都會與過去的生活經驗有關係，是有被影響的。
王：目前妳居住在哪種住宅類型中？過去是否有住過（定居非旅遊）其他類型的經驗，不同的住宅類型給你的感覺是否有不同？不同之處在哪？
戴：小時候我住在台中霧峰的連棟透天厝裡，這類型在中南部很常見，一樓做生產或店面而且有騎樓，二樓以上為居住空間，由於商業跟居住在一起，員工有時也一起住在樓上。公共空間就是騎樓，除一般認知有遮陽避雨的功能外，它營造的街道活動才是重點，比如騎樓就是我兒時的玩耍空間，那時鄰居彼此認識，也不像現在嚴格管小孩的活動，因此會四串門子跟同年紀小孩到處玩。另外一個公共空間是屋頂，由於很多會加蓋鐵皮把乒乓球等活動放在裡面，而且都串在一起，翻個牆就到隔壁棟了，彷彿家戶間的牆是不存在似的。我認為這就是連棟透天公寓最有趣的生活體驗了。
後來到北部求學，是租屋住在四層樓的步登公寓裡，由於樓層是透過一隻樓梯串聯，因此鄰居常會在梯間碰到而打招呼，當時因為租金便宜，多住在四樓或頂樓加蓋。步登公寓當內部多是混居，有租房的窮學生、上班族或退休人士都有，但不太會給人階級感，與現在走在路上光看房子的外牆，就能明顯感受到階級很不同，步登公寓給人還是比較融合，人與人的關係也比現在好很多。
之後住過是分兩棟各十七層的華廈，裡面沒有豪宅的公共空間，就是一個大門進去，透過走道串連兩棟，然後從各自的樓電梯往上到居住的樓層，但因為靠電梯移動，所以相較步登公寓會更冷淡些，因此雖然集合在一棟樓裡，但關係是疏離的。
王：難道是因空間太緊密，所以人反而疏離了？騎樓是你的玩耍空間，不會擔心危險嗎？
戴：可能是因為生活的速度變快了，都市裡白天都在外面工作，回到家就想完全地休息，甚至在大樓電梯都覺得還是外面，只有回到自己家裡面關上門才真的放鬆，完全不需要去管別人的情緒。其實不會擔心危險，人類的本能具有感知危險的能力，現在有點過度保護，不只是小孩連大人也是，但人本來感到危險就會提高警覺，身體會去記憶，越被刻意定義跟保護反而會弱化人察覺危險的能力。
王：在這樣忙碌的生活狀態中，大家都想趕快回到自己的居住空間裡，不想跟人接觸，那還需要創造公共空間，刻意讓鄰里交會嗎？
戴：還是要有，因為若沒有做那交流一定不會發生，因此我在設計社會住宅時，會盡量去做留白的空間，在這空間裡面去做社造，因為社會住宅只提供居住者短暫的停留時間，時間到就會搬離，透過社造幫助他們認識其他住戶，建立社會關係，不然只剩一個殼子。雖然日常大家不一定會去用，但只要建築師留住這空間，住戶自然會找到用的方法，比如在興隆社會住宅跟明倫公共住宅裡，就有留青創計畫的單元，透過這些種子住戶設計的活動，去運用這些留白的空間，就有機會把人跟人之間串連起來，去認識跟交流，透過碰撞來交換彼此的生活經驗跟知識。
而這種空間的留白沒有通則，每個社區都會因自身的條件而有不同的樣貌，若社會住宅、一般住宅或豪宅的社區裡都放入這些公共空間，不只可讓家戶跟家戶，還能讓家戶跟都市建立關係，是對都市景觀的回饋，甚至能擾動社會。雖然私人住宅是屬於商業，建築師完成業主交辦的任務是基本遊戲規則，但有沒有可能在完成任務後，能多做一些不僅是靠貨幣來衡量的事情，比如能對都市更友善，並可創造等同貨幣的價值。
王：戴建是工作後，才決定前往美國進修，在居住上美國與台灣有什麼不同嗎？
戴：那時我住在舊金山fillmore街區，那邊的居住狀態與台北永康街頗類似，過去永康街以生活服務機能為主，但現在已變成商業機能為主了。會選擇那個區位是因我很喜歡整體的尺度跟氛圍，街道與永康街差不多就是六米、八米寬，人可以任意跨越，是很有趣的混亂，是居住跟商業的混亂，也是移動速度不同的混亂，人能隨時停下來，能隨時跨越到對面，一邊行走一邊可看店家裡面在做什麼，然後自由的進出，整條街都非常通透。不過只要馬路寬到十米以上，這樣的街道氛圍就會消失，這種混亂的街道氛圍對我有一種親密的親切感，是很好的空間經驗。
也能營造社區意識，因會覺得跟這些人是熟悉的，在這區域裡妳會記住很多細節，因為妳能放慢看清楚、跟店家互動，這是我覺得舒服的環境特質。而種社區意識，其實也會形成一種細微的文化，比如永康街會有自己的文化，內湖、東湖、南港也會有自己的文化，居住在哪裡妳可以感受到這地區的文化，這就是集體社區意識凝聚而來的。
王： Gensler應是在商業區，但妳還是選擇住低矮的公寓？
戴：對，美國分區清楚，商業區內就是金融、辦公等商業，高樓跟辦公空間都集中在這一區，但離開商業區後，房子不會太高，約在五至六層左右，加上舊金山有地震，地勢高高低低，所以從外面往城中心看，只有中間有一群高高的大樓，旁邊都是沿著丘陵的矮房子，矮房子即是居住跟服務生活的機能。以前永康街也是這樣，有花店、早餐店、小麵店等，是服務生活的機能，但現在已被商業機能擠出去了，原來留下的空間被付得起高昂租金的店佔據。現在因為COVID-19大家減少出門，連大賣場也不去了，直接在網路採購，然後快遞送到門口，消費跟生活習慣改變了。
戴嘉惠在美居住時的公寓；圖片提供／戴嘉惠-截圖自google地圖
王：那過去這些居住體驗，妳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以及兒時家庭的生活樣態，與今天是否有不同？
戴：若從居住平面上來看，大概就是因集合住宅由建商主導，加上建築法規而被規格化。若要問居住氛圍的話，我是覺得並沒有改變，因為人會創造自己的環境，會把居住空間布置到屬於自己的場所，所以不論是透天、公寓或集合住宅，對使用者的差別不大，就算是在同一棟樓同一個平面，不同使用者就是會營造出不同的氛圍，家是他自己身體經驗的延伸與原點。
王：今日數位科技影已響我們的居住行為跟生活習慣，戴建有特別的感觸嗎？
戴：舉我母親為例，在手機還沒有視訊通話功能時，她會一直往外跑去跟朋友見面聊天，但因為視訊越來越方便，她反而留在家裡時間多一些，但不是跟朋友感情淡了，而是能更有效率的在線上聊天，不需浪費交通的時間。而這已經影響每個人，比如因為疫情大家沒辦法集合在一個空間運動，透過視訊軟體，變成各自在家裡一起上線運動。透過科技讓生活變得智慧也更有效率。因此，我不覺得數位化會減少人與人的接觸跟交流，反而是讓你能有更多主動權，來減少無用的交通時間，更有效率的處理事情。
建築專業的實踐與思索
王：戴建能分享妳在台灣的建築專業養成經歷嗎？
戴：我的建築教育是從高職的建築科開始，是務實的在學習繪製施工圖跟建築各工項，接著去念台北工專（三專）建築科。畢業後先後到沈芷蓀建築師事務所及李祖原建築師的事務所工作，參與商業案及公共案，之後才決定出國念書。
在台北工專時就知道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c），當時就對其訓練體制很感興趣，SCI-Arc重視實作，在探索構造跟建築本質，訓練學生思考什麼是空間原型、本質，讓妳邊做邊思考，慢慢找出自己的答案。
王：建築的魅力是什麼，讓妳願一直留在這領域？
戴：可能我們這輩沒有想那麼多，就是選擇一個職業，然後在學習跟工作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感，會知道這職業的未來性，也沒懷疑過這個未來。可能現在的社會環境跟過去不一樣了，變得更多元，年輕人有更多工作型態的選擇，但我自己就是在這個職業裡一步一步的累積往前，在這個過程裡也不會覺得無聊。
年輕人在建築的工作過程裡，會需要有人能在旁邊支持跟協助，若一開始遇到太多挫折，會讓他們很痛苦而怯步，所以在事務所高壓工作的養成過程裡，協助他們把路上的石頭掃掉，尤其第一個案子很重要，盡量不要讓他們喘不過氣、跨不過去。
永建國小空拍照；圖片提供／戴嘉惠
王：那在Gensler有影響妳嗎，決定回台灣的原因是？
戴：Gensler是美國超大型公司，組織制度完善，加上當時中國經濟起飛，Gensler接了很多重要的大規劃案，參與其中也很有成就感。若說影響應該是在經營事務所的方式上，Gensler是全球性的事務所，不只幫客戶蓋房子，而是透過建築專業來協助企業創新及創造利益，其專案管理的SOP非常完善，讓我開業後受用很多，能知道怎麼避免合約上的爭議，用邏輯性的方式協助業主做出決定，因此雖然我們事務所約只有十人的精實團隊，但透過SOP能有條理的作業，處理複雜的公共工程案。
決定回來其實是因921地震後以及呂理煌老師的鼓勵，那時是新校園運動的後期，公部門釋出許多適合年輕建築師的案子，呂老師問我們要不要回來嘗試？加上也真的想回到自己土地，我跟共同主持人林欣蘋也覺得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貢獻專業會比較有意義，所以才一起從美國返台。而呂老師也不只關心鼓勵，還把自己事務所的空間跟設備交給我們使用了好幾年。也擔任我們的心靈導師，每次找呂老師吐苦水說做建築很累時，他都會鼓勵我們，要我們扛起建築的十字架，別忘初衷往前衝。
王：「建築的十字架」的意思是要人對建築犧牲奉獻嗎？
戴：這個十字架不是指犧牲奉獻，呂老師指的是在做建築的路上，回歸到建築跟空間的本質，不要因為困難而妥協或折衷，是針對「建築師」這職業期許我們應該往前進，不會很快被制式需求、法規預算限制給洗光光了。而且公部門的營造往往採最低標，且當要做的東西須要靠其他一千隻手幫忙完成時，已不只需要強大的意志力，還要有很多策略才能去控制，這是為建築背十字架。
王：這算洗腦嗎？因學校訓練有時會不經意的灌輸學生為建築奉獻，需要有這樣的價值觀嗎？
戴：對於學生或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應該是幫助他（她）做專業養成，教會他理解這個職業的全貌，及作為一個建築工作者需要會的事情，至於之後是否要繼續做建築，這已不是我們能決定的。建築是個職業，在工作裡面慢慢學習完善自己的能力，並為客戶提供自己的專業，並兼顧生活品質，願意投入犧牲奉獻多少在個人，我覺得就是這樣，我也是這樣成長過來的。
王：美國SCI-Arc與台灣的建築教育，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師生關係與台灣是否有不同？
戴：SCI-Arc非常的自由，不會去限制妳，也不要制式化的事情，而是要妳自己去發展找到新的空間形式、新的想像。當時我念的是研究所，老師的職責不是一直餵妳知識，而是當妳操作時遇到問題主動去詢問，老師會針對妳的問題回應妳。台灣則比較像媽媽，會叮嚀學生第一階段要做什麼，第二階段要做什麼。至於評圖要怎麼展現，也是學生自己的事，因為妳就是獨立的個體，老師給妳絕對的自由。例如畢業設計理想上應該是老師提醒學生沒看到的事情，學生必須找自己的方向，老師不應該介入太多。
明倫公共住宅；圖片提供／戴嘉惠
王：戴建從美國返台，似乎多以公共建築為主，原因是？
戴：我們是2002年開業，至今接近20年了，每個案子平均都花三、四年才完工，到現在也才完成十多個作品。開業以來也有些私人住宅建案的機會，但我們並不適應開發商建案的操作模式，加上有幸贏了些公共競圖，也碰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自然而然就到了現在了。而公共工程競圖的魅力在於完工後，能看到空間被大眾使用，看到它影響周邊環境，會覺得自己及團隊對社會有貢獻，由於你的決定跟動作影響了城市空間，這是在公共案辛苦過程中，讓我感受最深的。
王：私人案跟公共案最大的差別在哪？私人案不僅指住宅建築，包括辦公大樓、商場等都是。
戴：私人跟公共案，根本是左腦右腦。我做過公立學校跟私人學校，最大差別在於速度跟主導性，私人案是業主自己的，會很急著要完工啟用，主導的意志也會很強。總體來說在私人案建築師更接近服務的角色，建築師也會尊重業主是未來的使用者或經營者，而依照他的個人需求來調整。但若是公共工程，運氣好的話建築師在設計上幾乎可以有百分之百的主導權，公部門在乎的是安全性跟進度預算執行不要延遲。且公共建築是人民的財產，公部門也會頃向交由專業審查決定，不太會在設計上下指導棋。
王：那公部門對建築設計的尊重，與私部門對營建品質的要求，兩方優點有可能整合在一起嗎？
戴：在公共建築上有機會，但那都是特殊案例或指標建築，比如目前新竹市政府，把需求說的很清楚，預算也合理許多，因此只要政府願意主導，就能突破很多在法規、審計、遴選及預算上的不合理。至於私人案是由業主支付成本，若建築師能夠說服他透過這樣的設計，是能轉換為某種價值，而這個價值是可以回收投入成本，若能這樣是有機會的。
若在私人集合住宅能做到這一點，這位建築師非常厲害，她提出對空間的想像跟解法，能獲得業主的認可，那一定是從產品定位、規劃、設計一路到銷售都設想完整，因而才能業主接納，最後讓消費者、開發商及建築師達到三贏的局面，我期待在本屆台灣住宅建築獎上能看到這樣的住宅作品。
明倫公共住宅；圖片提供／戴嘉惠
王：戴建提的解法似乎都在「人」身上，難道只靠制度沒辦法解決嗎？
戴：在台灣很難單靠制度面解決問題，在公共工程中若要做一點不同的嘗試，是必須仰賴設計者主動去跟政府、委員、營造方溝通、才可能依理想的方式被實踐。舉我們設計的「興隆社會住宅D2區」的空橋為例，幾次差點就被取消，因為擔心這空橋空間之後由誰經營維護？若政府不願接手管理，或營造廠不願意回饋，都無法讓空橋被落實，但這明明是很好的公共空間，所以建築師不是自己想做就能推動的。畢竟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還是要回到「人」身上。
王：在做「興隆社會住宅D2區」時，公部門及審查委員對妳們的提案，有給那些建議或希望妳們調整的地方？
戴：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社會住宅，當時政府在標書裡面明訂住宅數量，包括要有那些房型各多少戶等，以及地面層的一二樓希望是什麼機能等，是用量在控制設計。我們與瑞助營造一起合作（統包案），先透過田野調查跟案例蒐集，來制定設計策略，包括低樓層的規劃，以及高樓層回應市府的政策「混居」，這與市場上住宅商品為確保居住者收入水平一致，整棟設計為單一種房型很不一樣。
我們希望在南向採光最好的地方形塑公共空間，因而有了空橋的想法。由於原來「安康社區」的公共樓梯間，常常被住戶堆滿雜物，因此興隆社會住宅D2區設計時公部門及審查委員對公共空間的未來使用較為謹慎，加上後續有青創計畫的種子住戶計畫，有善加利用這些留白的空間，目前效果相當不錯。
興隆社會住宅D2區；圖片提供／戴嘉惠
興隆社會住宅D2區；圖片提供／戴嘉惠
王：許多國家的社會住宅只提供居住空間跟基本的機能，因為多的公共空間必須維護運作，要社會住宅的居住者額外拿出物業費並不合理，但台灣反而會特別規劃並強調這些公共空間，妳覺得原因是什麼？
戴：良好的公共空間品質可有效扭轉台灣大眾對社會住宅的苛板印象，減少鄰避狀況發生，初期創造指標性的範例，透過綠化空間跟開放的公共空間，能讓人願意親進來促進公眾討論。但不是所有的社會住宅都要套用一樣的模式，但密度越高的集合住宅，公共空間必須更妥善的規劃，提高生活品質。因此我們關心藏在戶數下，是共居文化的重塑，這是需要跟著基地環境來綜合考量。
王：去年（2020）戴建擔任台灣建築獎的評審，除山屋因用途有點難定義，不然廣義看入圍跟得獎都屬公共性建築，私人建築是否先天就難贏得這個獎項？若是，還需一起評選嗎？
戴：每屆評審都不同，是透過評審共同審查跟交叉討論，來凝聚成這屆評審的觀點，所以很難用通論來看。另外，自行投件的數量還是較少，大多是主辦單位整理過去幾年曾在台灣幾個建築媒體上發表過的優秀作品納入評選，私人住宅的技術品質都很不錯，但由於同質性高，加上已有專為住宅建築進行評選的「台灣住宅建築獎」，所以當沒有特別具公共性或特殊環境議題者，較難在建築獎評選中被突顯。
這屆我們對「台灣建築獎」有一個共識，是希望選出對台灣有深遠影響跟對未來提出觀點的作品，
2020台灣建築獎頒獎典禮；圖片提供／戴嘉惠
王：今日建築師不論在公共或私人案，似都有些身不由己，如營造廠是由業主遴選，建築師不一定能管的動營造廠，再加上法規限制等，戴建妳怎麼看？
戴：確實在整個營建過程，要從紙上變為實體建築，需要有很多條件的組合才能完成，與其說建築師身不由己，還不如說他像個縫紉的人，透過他去將各種不同條件縫在一起，變成一件漂亮的衣服。建築師扮演的角色是整合，會知道業主、營造廠、結構、設備、使用者在想什麼，各自站在什麼立場，因而需主動地協調建構出不同立場之間的互利性，去達到建築師設定的成果，在這整個設計跟營建過程中，建築師是不斷在做決定的人。
王：戴建回國時，政府釋出不少標案讓年輕建築師有機會去實踐，20年後的今天，似乎這個動能弱了、機會也少了。
戴：20年前我們回來的時候，一是公部門大多是設計監造案，讓青年建築師能爭取執行的機會，二是合約不管是付款期程，監造人數要求及罰則也比現在合理一些，對年輕建築師較友善。但現在有些政府合約因各單位彼此抄來抄去，導致不斷的疊床架屋，最後一兩百萬案子的合約跟幾千萬案子的合約量一樣的，非常不合理及嚴苛。我建議政府應持續培植青年一輩建築人才，因此必須在合約面上去調整，且目前為加快執行效率而有越來越多的統包案下，應兼顧適當案源給予青年建築師公平競爭以累積實務經驗與成長。
【第八屆台灣住宅建築獎參選辦法】
徵件日期：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參賽資格：自2018年1月1日後取得使用執照或竣工之住宅建築
聯 絡 人：上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王進坤
電子信箱：traa@sunyuan.com.tw
電 話：02-2966-4366 #863
報名文件：https://www.traa.com.tw/Files/Registration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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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撰寫：王進坤／traa台灣住宅建築獎秘書長
